另一方面，监管需要权责明确，全方位无缝对接。中国目前的药品辅料监管相对药品来讲比较薄弱，官方对于成品药的监管，只检测胶囊内成分，不检测作为辅料的胶囊。这就给了一些厂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有更加明确、具体、细致的法律法规，克服管理“碎片化”与脱钩现象，不给违规操作留一点空间。

行政法学院2010级9班张峰

第一，实体上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长期以来，产品质量法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中，都属于补偿性赔偿，在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cheap coach bags，第47条称“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这只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不但未对惩罚性赔偿的含义做出明确解释，更没有对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该如何确定等事关司法实务操作的具体事项做出统一规定，所以还望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这对加大违法成本，震慑不良企业的不法行为有着重大的意义。

其次，相关法律的滞后与完善。我国对食品安全与企业生产经营做出了一些规制。比如,“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对其生产的药品进行质量检验，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或者不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炮制的,不得出厂。”我国刑法对于惩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等犯罪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还规定了死刑刑罚。但是并没有直接有效的实体上的法律与具体的程序上的规定来完善食品安全与企业的侵权责任。以下两个措施可以考虑：

最后，政府的改革与职能完善。各类违法违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除了生产者出于利益驱动不惜铤而走险之外，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也是重要原因。因此，除了要依法惩处相关违法生产销售问题食品药品的企业与人员之外，还应当严厉惩处那些失职渎职的部门工作人员。如此，才能促使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断提高职责意识，强化监管工作力度，在更大程度上保障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同时要以“新医改”为契机，将药品安全监管与医药产业发展目标有机结合。政府应通过对注册资金、主要负责人资质、产量和拥有新药批准文号的限制,timberland store locator，淘汰中小药品生产企业，优化制药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